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刘元春金碚等解析：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刘元春金北杨瑞龙毛振华张小静梅陈新宇严斌联合分析: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工作报告

原红红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今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中国网举办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科技直播、网易财经、新浪财经、WIND等多家媒体同步线上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近150万。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陈彦斌主持，聚焦“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金碚、杨瑞龙、毛振华、张晓晶、梅新育联袂探讨。与会嘉宾围绕四大议题发表精彩观点及讨论。今天，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和中国网举办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网上举行。百度金融科技直播、网易金融、新浪金融、WIND等多家媒体在线直播，在线观众近150万。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陈主持，围绕《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政策》，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金贝、杨瑞龙、、、梅新宇等共同探讨。与会者围绕四大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观点和讨论。

如何看待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如何看待没有设定年度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增长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GDp作为一种总量指标在目前结构调整、大冲击、大改革的时期很难传递出经济体所面临的直接风险、问题和矛盾。而以“六保”作为着力点，可以有效针对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央统筹的思想。一定要正确认识不设定GDp增速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相反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胀、民生、风险、小康等方面都设定了目标。同时，要认识到不设定GDp增速目标不等于不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以就业目标为例，就业目标的设定意味着今年GDp增速依然要达到4%。因此，常规政策难以实现，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六稳”和“六保”的力度。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GDp作为一个总量指标，很难传达当前结构调整、大冲击、大改革时期经济面临的直接风险、问题和矛盾。以“六保”为重点，可以有效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体现中央统筹的思想。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不设定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没有目标。相反，我们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货膨胀、民生、风险、小康社会等方面都设定了目标。同时要认识到，不设定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不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也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以就业目标为例，设定就业目标意味着今年GDp增速仍将达到4%。因此，常规政策难以实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六保”和“六保”。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指出，不设定GDp增速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为目前设定的其他重要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是高度正相关的，比如就业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几乎是同质的，同时，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都离不开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下半年我国争取实现一个尽可能高的GDp增长率是肯定的，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较高，因此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今年下半年如果GDp不增长，日子将很不好过，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各个单位、地方要“无需扬鞭自奋蹄”，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区域经济协会会长、中国商报社长金贝指出，不设定GDp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不言而喻，因为目前设定的其他重要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高度正相关，比如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几乎是同质的，同时，扶贫和全面小康也离不开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努力在下半年实现尽可能高的GDp增长率。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目前，中央和地方都意识到，如果今年下半年GDp不增长，生活会非常困难，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所有单位和地方政府都应该“不需要鞭策自己”，努力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杨瑞龙认为，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目前经贸形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把GDp增速目标定得过高，可能会诱发强度过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把GDp增速目标定得过低，可能会丧失一些发展的机遇。同时，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对增长的要求。恰恰相反，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系列具体目标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来支撑。从底线思维出发，要实现一定的增长，一方面要采取一揽子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预计全年完全有可能实现3%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一流教授、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主席杨瑞龙认为，不设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目前，经贸形势极不明朗。如果我们把GDp增长目标定得太高，可能会引发强度过大的经济刺激计划，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把GDp增长目标定得太低，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发展机会。与此同时，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增长需求。相反，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系列具体目标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来支撑。从底线思维出发，要实现一定的增长，一方面要采取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据预测，全年经济增长3%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疫情发展远超预期。现在来看，全世界最困难的时期基本过去，率先走出疫情危机的是中国。但是从全球来看，疫苗没有正式推广以前，经济难以全面恢复，中国单方面想开足马力复工复产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国特色慎重布局经济。不设定GDp增长而强调就业目标的核心是结构问题：中小企业的产值较小，对GDp的拉动也较小，但是它对就业的带动却很大。所以做好中小企业的工作，对就业问题有很大的缓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主席、中国程心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GDp增长的具体目标没有设定，主要是因为疫情已经远远超出预期。现在，世界上最困难的时期基本过去了，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危机。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在疫苗正式普及之前，经济很难完全恢复。如果中国想单方面全速恢复生产，它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根据中国特色精心布局经济。强调就业目标而不是设定GDp增长的核心是结构性问题:中小企业产值小，对GDp的带动也小，但对就业的带动很大。因此，做好中小企业，将大大缓解就业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扶贫二者之间具有不一致的地方：解决就业问题、实现脱贫攻坚不意味着经济也能增长。比如，在保市场主体的要求下，通过保住企业不倒闭抑制失业率的上升，就业目标能够实现，但企业产出不一定增长，因为企业主要是靠政府和金融部门输血存活的。因此，在没有设定具体的增长目标，但是设定了就业和扶贫等目标的情况下，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很高。从名义GDp和国际元的角度来看，2020的翻番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无需过度纠结经济要增长5.6%的想法。未来还存在疫情二次爆发、中美冲突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谨慎地不设定增长目标，是为了给未来留出更大的空间和余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小静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扶贫之间存在矛盾:解决就业问题和摆脱贫困并不意味着经济能够增长。比如，在市场主体的要求下，保持企业不倒闭，抑制失业率上升，就可以实现就业目标，但企业产出不一定增加，因为企业主要靠政府和财政部门输血生存。所以，不设定具体的增长目标，而是设定就业、扶贫等目标，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不会很高。从名义GDp和国际美元来看，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没有必要纠结于5.6%的经济增长这个想法。未来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疫情第二次爆发，中美冲突。因此，我们注意不要为了给空留出更多空间而设定增长目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是管理市场预期和国民士气的这一管理艺术的新发展。目标定得过低，鼓舞不起全国人民奋斗的士气，还会引导市场预期，导致不良预期的自我实现；目标定得太高，如果没有实现，对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非常大。同时，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趋势的逆转。尽管今年的出口绝对额与去年相比将减少，但是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有望大幅上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研究员梅新宇指出，不为年度经济增长设定具体目标是管理市场预期和国家士气的管理艺术的新发展。目标定得太低，既不能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又引导市场预期，导致不良预期的自我实现；目标定得太高了。如果达不到，对整个民族的士气打击很大。与此同时，未能设定具体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日益上升的地位被逆转。虽然今年的绝对出口量将比去年下降，但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预计将大幅上升。

如何看待“六保”与“六稳”的关系？就业优先政策怎么落实？

金贝指出，“六保”、“六保”是坚持底线思维、守住底线、优先就业的逻辑。“六保”和“六保”的政策目标是多重目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正相关的，但还是有“取舍”的互动。因此，在我看来，上半年，我国主要找到了这些政策目标的积极相关方面，确定了主导方向，同时逐渐将其他目标转向这方面，最终确定了一个最有利于下半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杨瑞龙认为，“六个保证”是“六个稳定”的前提。两者都体现了我们的底线思维。保持底线已经成为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重要出发点。无论是“六保”还是“六保”，核心问题是保障就业和民生，这是“六保”和“六保”的“牛鼻子”。短期内，我国应该出台一系列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一定的经济增长，因为只有经济增长才能为就业和民生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毛振华认为，在“六保”和“六保”中，确保就业和稳定就业是核心，因此有必要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出台对中小企业的特殊扶持政策。因为，在这场疫情中，中小企业受害最深，也是民生重点领域。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面临着严重的失业和无收入来源的风险。具体来说，政府要补贴“门户开放企业”，可以帮助他们支付部分工资或者减税减负；政府还应对有发展前景和科技含量的中小企业给予优惠支持。

张小静认为，“六保”要求高于“六保”。“六稳”要求某个目标要保持在一定水平，而“六保”只要求某个目标不能越过底线，这反映了事件发展和外生冲击的严重性。所以，“六保”是“六保”的底线。“六保”的核心是保障民生和市场主体，重点解决“生存”或“毁灭”的问题，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底线思维。就业优先政策应鼓励更灵活的就业，改变过去的传统思维，允许摊点等就业形式。

刘元春指出，“六个稳定”是在宏观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下提出的，而“六个保证”不仅着眼于经济增长，而且阐述了世界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同步深度衰退带来的影响、风险和超级问题。要实现“六个稳定”，必须以“六个保证”为前提和重点。从全球来看，在危机救援过程中，主要经济体的核心本质是确保生存，这将体现在保护民生和市场主体上。因此，要把就业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要把重点放在解决就业问题上。

梅新宇认为，“六个保证”是“六个稳定”具体要求的落地。要实现“六个保证”，不仅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整个宏观需求，还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行业，二是微观市场。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有必要突出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以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该行业的出口值占出口总值的20%。所以，要保证就业，首先要保持主导产业；从微观市场来看，要放松对企业的控制，激发企业活力，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何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金贝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解决总量问题，还要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要有结构性要求。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要求资金到位，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既要求宽松，又要求紧缩。

杨瑞龙认为，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减免税费，放水养鱼。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减税、减费落实，让企业有收益感；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需要扩大和缩小支出。扩张是指提高赤字比例，发行专项国债，收缩是指削减一般支出。要使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效率；第二，要创新直接触及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毛振华认为，近年来同时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不仅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应急，而且对长期发展也有很好的作用。从长远来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防范风险和稳定增长的双重底线思维。中国的财政政策空差别很大，所以这一次应该成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选择风险扩大、时效性明显的政策较少。最重要的是有选择地给所有公民发放疫情补助。

张小静认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不够刺激。从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扩大财政政策方面的克制，这表明我们的风险防范意识在过去几年中仍然存在，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度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会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从而缩小未来政策的范围空。与此同时，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正在下降，这表明中国的效率正在提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过去的去杠杆化。

梅新宇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和有希望，应该围绕以下几点进行:第一，帮助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科技新兴产业抢占前沿。第二，有必要关注“江湖地位”，这有助于我们现有的产业巩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第三，我们应该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消费。第四，要往如何改善经营环境的方向走。

刘元春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中定位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几个特点:一是规模适度。今年中国政府可支配资金超过40万亿，足以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第二，风险可控。目前中国的债务增幅远小于世界其他国家，可控性比较大；三是非常规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引入了一系列非常规操作；第四，中期可持续。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和应对下一步的超级不确定性留出了大量的时间空，从而保持了我们的市场信心。

在疫情下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时，应如何建立促进居民消费恢复和扩大有效投资的长效机制？

金贝认为，扩大内需应该以积极的“六个保证”为重点。目前总量控制受到很大限制，需要有结构性政策来控制。“六保”形成的安全预期可以大大提高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有助于增加投资和消费。

杨瑞龙指出，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稳定就业，稳定就业才能稳定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其次要防范通货膨胀风险。扩大投资，除了政府加大投入外，还需要保护市场主体，可以放开部分垄断行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毛振华认为，鼓励私人投资更为重要；第二，更重要的是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第三，更重要的是扩大消费；第四，发放居民补贴是扩大内需的立足点。

张小静认为，投资应强调优势互补，将更多资源集中在优势领域，这体现在土地和其他要素上。因此，投资的重点方向应该是城市群和都市圈。同时，为了提高有效投资，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私人投资，而不是让政府投资发挥关键作用。

梅新宇认为，为了扩大内需，国家需要更加努力地发展二手商品市场。扩大有效投资应以转型投资为重点。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过快，但更新改造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然而，在这一领域，司法和商业纠纷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政府应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刘元春认为，改革可以扩大内需，提振信心。只有改革，尤其是市场化、开放的改革，才能化危机为机遇，才能使我们的“六个保证”扎实，才能把短期稳定和中期发展结合起来。

点击进入直播房间观看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