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条例 《电信条例》十周年：电信业垂“例”而治

2000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为4494亿元，2010年仅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就达到14860亿元。强烈的数字反差，显示出十年间我国的电信业取得翻天覆地的进步。除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电信体制改革等关键因素外，2000年9月25日《电信条例》的颁布实施对电信业快速成长的“保驾护航”同样功不可没。如今《电信条例》已走过十个年头，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电信业基本上无法可依的状态，对电信业的发展、改革、监管，对维护网络与信息安全以及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发挥着积极作用。

1、关键词：出台前后

市场亟待监管等不了两年

刘彩，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十年前他是原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是参与起早并推动《电信条例》出台的重要人物。“当时电信改革已经开始，政企分开、运营商之间开始竞争，需要有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刘彩对《IT时报》记者表示，《电信条例》是在我国电信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电信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出台的。

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原邮电部、电子部，组建信息产业部，从而正式拉开了我国电信业改革的序幕。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中国移动集团、中国电信集团及中国卫通2000年相继挂牌。1999年~2000年间，中国网通和铁通也同期成立。

20世纪末的重大变革后，我国电信业市场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初步形成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对电信业管理的任务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电信市场的传统做法，已适应不了电信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电信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需要，必须转到依法管理的轨道上来。

“电信条例的起草工作是在原‘电信法’多年起草工作的基础上，在信产部成立之后开始启动的”，刘彩说道。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出台《电信法》，而是用《电信条例》呢？“如果要出台《电信法》这部法律，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三审’，得历时两年左右，那么这两年信产部监管市场将会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刘彩表示。于是国务院法制办当时决定，将《电信法》草案改为《电信条例》，由国务院尽快出台。先出台《条例》不但可解燃眉之急，而且可以通过实践为以后制订《电信法》积累经验。此后，国务院法制办主持对《电信条例》草案进行了的审查，经历了“18个月，20多稿”后形成正式草案，经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后，于2000年9月25日颁布实施。

继《电信条例》之后，工信部又先后颁布了三十多个与之相配套的部长令，期间《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的颁布实施，形成了电信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体系，为电信监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关键词：上海市场

因地制宜实施《条例》

“《电信条列》起到了部分《电信法》的作用，对于这十年间我国电信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说道。

刘彩则对记者表示，当初《电信条例》就是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来制定的，“《电信条例》里规定了电信业务必实行经营许可制度、电信网间互联调解制度、电信资费管理制度、电信服务质量监督等8项制度，这构成了目前电信监管的基础架构，对于怎么准入、怎么竞争都有基本规定”。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电信条例》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对促进电信事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00年，我国电话用户总数为(固定、移动)2亿多户，而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已经达到11.1亿户，相当于每年以1亿户左右的速度发展。对消费者而言，服务选择增加，资费总体水平大幅度下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电信条例》的实行是密不可分的。

就上海市场而言，电信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截至今年6月固话普及率为49.1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为119.4部/百人，皆处于全国领先水平，IPTV用户数更是全国第一。这背后，跟主管部门对市场的规范监管密不可分，“除严格按照《电信条例》及部门规章对电信市场进行监管外，我们还结合上海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创新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上海市通管局相关人士表示。

比如在运营商代理商的监管上，由于代理商良莠不齐，加之基础电信运营商疏于管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为此，通管局拟定了《关于加强代理电信行为规定的通知》，着重强调了基础运营商对代理商的管理责任，以及基础运营商在代理行为中作为被代理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代理商的准入门槛、服务质量标准提出了要求，从而遏制了代理商的不规范经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