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当代历史学家杨奎松新作出版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顶级历史学家,杨奎松的言行引起了海外学者和读者的关注。在四卷本的代表作《革命》之后,杨奎松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其研究重点首先是新中国前后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最近,他的新作《不堪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学者与政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历史悲剧之一,就是他们是第一批献身于救国救民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最了解政治趋势,但最终却不知所措,在政治领域容易受到指责和鄙视。“投降”?"叛国"?"去参加派对"?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生懦弱,还是中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
张、、、潘光旦是反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知识分子。这三个人,一个是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1949年后,他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一个是记者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担任《大公报》主编多年;一个是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生于理科,但他也积极想为政治业余人士为中国政治建言献策。1949年之前,三人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1949年之后,他们接连遭遇滑铁卢,事业一蹶不振。
如今,大多数关于三个人研究的重要著作都有儿童的参与或努力。在杨奎松看来,家族参与祖先研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生活资料,包括各种外人不易获得的私人记录,都很容易获得。“这些文字、图像和家庭记忆等。,对丰富大师的形象,了解大师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细节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家庭参与这类研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孩子客观的写父亲,不容易。他们是比较专业的作者或者历史学家,很少会违背别人的意愿,写出家人无法认同的文字。”
严格来说,如果过多的人的子女参与传记或人物研究,往往很难全面、真实地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目前对1949年前后三人历史问题的研究存在遗憾。正是由于现有的研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距,杨奎松认为有必要对这三个人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或讨论。
在新书《难以承受的关怀》的序言中,杨奎松梳理了知识分子在国家权力、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和困境。他对自己说,这种对知识分子个人历史的研究,只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各个方面的一种尝试。“它既不是人的传记,也不是对某人‘思想’的研究,也无意掩盖讨论对象。只是把他们放在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环境和周围小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从个人的角度去考察和理解他们是如何认识和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的,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