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买iphone 为买iPhone真有人卖肾
32岁的何晴(音译)坐在一栋不到10平米的租来的房子里,不时地检查胃部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术。
何晴的肾是自愿摘除的,他用肾换了2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给何晴1000块钱,还何晴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消失了,何晴成了“三无”。
每个人卖肾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都缺钱
没有人讨厌中介,但他们仍然愿意廉价出售自己的身体器官
有点后悔卖肾
何晴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伤口:一条12厘米长的伤疤,“像蜈蚣在肚子上爬行”。
何晴,安徽人,前几年在杭州工作,因为肯吃苦,当上了处长。但自从妻子和何晴分手,把女儿接回老家后,何晴再也没有心情工作,挥霍无度,很快就扛起了2.3万元的债务。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给何晴打电话。卖肾,濒临崩溃的何晴,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何庆贤在网上联系了福建漳州的一家肾脏销售代理,但等了三个月才找到匹配的肾脏。何晴再次来到广东,这次他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强子与他签订协议,有偿捐献肾脏。
2月23日下午,何晴从东莞被带到佛山,被要求全程戴墨镜戴帽子。一个三四十岁的东北口音男人让何晴穿上睡衣来到“手术室”。第三天中午,中介把何晴送走了。临走前,有东北口音的男子给了何晴2万元现金。
“我有点后悔卖肾。”何晴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记者:“我比以前瘦多了。其实找个工作,努力工作几个月,就能赚个一两千元。”
有肾卖不出去
与何晴相比,孙明的肾是卖不出去的。去年上半年,孙明做生意欠了8万元债务,所以他急于还债,但他想到了卖肾。2011年11月20日,孙明抵达成都,并在成都停留了两天。他没有成功匹配。然后他搬到广东,会见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工作人员董楠。
董楠最初是来卖肾脏的。但是因为长期不适合,发现中介有利可图,就全职负责“接人”。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立即见到了孙明。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很快就获得了强子的信任。“我要找到证据,终结这个团伙。”
“但是强子很警觉。每次有人突然离开,他都会动。”马涛至少掌握了三个强子“窝点”。后来记者去调查,发现三个窝点都去了楼空。
卖肾的各种“理由”
每个卖肾的马涛人都接触到了讨厌的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廉价出售自己的器官,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控制的资本。
在记者的暗访中,何晴、孙明、马涛谈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原因:
25岁的董楠来自陕西。他用来拉货物的卡车被交警扣留了。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由于他灵活的头脑和口才,董楠受到强子的赏识,请他帮忙“接人”。董楠经常出于各种原因扣除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推出其他卖肾的去网吧找更多的“捐赠者”,从中可以赚到500元的“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块打掉女朋友,来广东卖肾。在我来到中介书斋的那天晚上,马涛和孙明劝我回家。
阿宽,24岁,广西人,爷爷养大,一直在家待业。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准备卖肾,因体检不合格被强子送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以前在深圳工作。他总共欠了四张信用卡5万元的债务。他一直很难过。他住了一夜后独自离开,离开前给马涛留了一封遗书。
19岁的广东人覃浩(音译)决心卖掉肾脏,只为偿还他分期购买的智能手机、他每天谈论的ipad2和iphone4s,以及用黄钻给QQ充电一年。后来被强子以3000元的价格“转卖”给郑州某地下中介。
脱离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所学校当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为了一名快递员。他们每天都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一步一步向梦想靠近。
卖光了肾的何晴还是不能工作,每天无聊的上网,琢磨着怎么还剩下的债。
中介分为两个系统
在中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中国许多省市。
有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有一半的肾源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控制。其实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中的一个小老板,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做什么,很少有人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东北人,有自己的私立医院。”
中介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专门找病人的,常年在各大医院游荡;另一个致力于寻找“捐赠者”。强子是“捐助者”人群中的小老板,负责为“支持者”买单。通过中介做了一个肾移植手术,他可以拿到5万元的提成。强子声称,2011年,他处理了100多例肾移植,“从未发生过事故”。
强子下面是线上线下的工作者。网上客服多种多样,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在线广告。线下人员主要负责“接人”,提供住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供体匹配成功后,联系外科医生安排手术。但是有些私立医院的医生为了赚外快,愿意私下和地下中介合作。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100万肾病患者依赖透析。2011年,中国合法实施的肾移植病例不到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代理的兴起,他们巧妙地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获利丰厚。
据南方日报报道